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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转载】吴敬琏前瞻十八届三中全会:体制改革已到关口   

2013-09-15 11:00:52|  分类: 中国改革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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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前瞻十八届三中全会:体制改革已到关口

吴敬琏前瞻十八届三中全会:体制改革已到关口 - 月  月 - 阳光月月(看新闻)

吴敬琏 凤凰财经摄

凤凰财经讯 9月14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凤凰网及凤凰财经成功主办第一期“凤凰财知道读书会”,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先生发表了主题演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贺菊煌等多位经济学家参加并进行座谈。

吴敬琏认为数十年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并没有真正转变,而如今已到关口,如何转型命运攸关,他从宏观及微观两方面总结了已表现出来的危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亦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改革十年后仍未实现,而主要原因既是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的改革没有到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认为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的权力制衡问题,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但没有转变,反而还在恶化。

本期读书会吸引了超过300名读者参加并与经济学者们互动。凤凰网COO李亚表示在现今的网络社会,在一个越来越碎片化、快餐化、娱乐化的时代,凤凰财知道做高品质的思想内容,不仅提供海量快速的内容还提供深刻价值的内容。

吴敬琏:增长模式转型“革命尚未成功”

吴敬琏认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以及体质改革是当今中国碰到的两个主要问题,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联。“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了将近20年,但是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它的关键问题就是体制上的问题。”

在其看来,体制改革问题正在关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制定改革的路线图,而这个改革的路线图是不是制定的好、能不能够圆满的执行就决定了我们这个转型到底转得过来,还是转不过来。这两个问题是有关联的。”

吴敬琏以其著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内容论述了中国需要全面深刻改革的原因。他认为,经济增长如何转型命运攸关。经济增长方式包括集约型增长和粗放型增长,吴敬琏认为由于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制资源的权力,而阻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正在宏观与微观经济方面表现出来,其中微观方面即表现为基本生存环境都出现问题,“经济增长的模式、增长方式并没有转型,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我们生存的最最基本的条件:土地、水、空气,现在都出了问题。”

此外,宏观经济方面则表现为资产负债率太高,而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受到一种外来的冲击或者是内部的某种冲击的时候就可能爆发系统性的危机,必须防范未然。

“于是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主要某一些部分出现一些危机,马上传到其他地方,有一些地区出现的,温州出现跑路事件,还有后来苏南出现的跑路事件,还有今天6月的钱荒其实都是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

“改革已非常紧迫”吴敬琏表示转型的障碍在于体制。“怎么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就是要改革。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才能消除这个体制性障碍,才能实现转型,我们生存,我们增长才有保证。”

如何改革?吴敬琏建议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即一体化、竞争性的市场。“现在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得非常厉害,党和政府驾驭下的市场那根本就不叫市场了。” 此外,还要构筑市场产权制度,吴敬琏认为目前的土地产权问题还是不明确。

吴敬琏对于改革的执行也感到担忧,“因为肯定会涉及到很多既得利益,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阻挠等等。需要我们大家上下一心去克服这种障碍,把改革推行下去。”

余永定: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的改革没有到位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余永定以书面发言在读书会中发表了观点。他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改革十年后仍未实现,而主要原因既是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的改革没有到位。

余永定称早在1995年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实现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方式转变。“增长粗放老毛病没有改掉,整个经济效率很低。”

为什么那时候已经形成共识作出了决定,十年后,依旧没有解决?十年后又重提了这个问题?余永定如此发问。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改革没有到位,特别是国有经济迄今仍是国民经济主导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到位。

“正因为如此,吴老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第四版增进版的出版,对于推动经济学界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增长模式的特点,可持续性和中国增长模式转型主要障碍和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他认为吴敬琏指出的中国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表现包括几个方面。一方面是投资驱动片面强调重化工业的发展和以汇率低估为基础的出口导向。

“当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意味把孩子同洗澡水倒掉”,余永定称中国重视投资,中国必须建立独立工业体制,必须进一步提高竞争力,但是当前主要问题不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转变过头了,而是转变的步伐过于缓慢,在一系列的领域,转变还没有开始。

余永定表示吴敬琏实际上对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具体措施给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降低过高的交易成本;第三运用通信技术提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效率;第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应当大力利用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向相对高效城市非农业的机会转移,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韦森: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的权力制衡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发表了与吴敬琏一致的观点,他比喻说要求经济转型就如同要求老虎不吃肉,经济增长转型几十年都没有真正转表。“反而大家看去年15.6万亿的投资,今年社会融资总量,结果还是到投资里面了,我们生产方式不但没有转变,反而还在恶化”。

韦森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这个体制不改,就不可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改革转变增加方式,我们有共识。三中全会马上开了,我们要怎么样改革,改什么。好像最近的有消息说,提出几个方案,最重要的一个好像还没有行动。”

“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的权力制衡问题。”韦森认为如果财政体制没有解决,七大改革可能都实现不了。“我们希望在经济衰退之前,我们在新一届领导人的领导下能真正在体制上或者在政府体制上财政体制上作出实质性的改革,来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刘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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