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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我要经历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就是这么一个怪怪的人.永远也是.我只想接受事实,接受所有已不可改变的事实.我清楚的明白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什么,人生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不管大变革大趋势大环境情况怎样变,我一往无前的勇气始终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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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托尼·朱特:我们的生活中有根本的谬误  

2012-08-02 11:30:30|  分类: 中国改革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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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南都周刊》

相信大家都对《战后欧洲史》那广阔的视野和睿智的思考所震撼,作为战后最为著名而又颇受争议的欧洲问题专家,加上其一贯持有的普世价值和批判立场,托尼·朱特的著作总是能够带给读者深邃的思考。在他瘫痪之后,托尼·朱特也未曾放弃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焦虑,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三部著作:《沉疴遍地》、《记忆小屋》和《思虑二十世纪》。《沉疴遍地》作为最后一部口述著作,在出版之前便已经在美国的公共电台对公共广播并激起极大反响,出版之后更是被美国《外交杂志》列为全球思想家正在阅读的20本著作之一。《沉疴遍地》的书名,取自18世纪英国剧作家奥利弗·歌德斯密斯《荒村》名句:“沉疴遍地,病魔肆虐,财富聚集,终生危亡”。托尼·朱特借此作为书名,足以见证他对痛并爱着的世界的焦虑与留恋。

作为遗著,本书开门见山地告诉世人:“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劈头盖脸的第一句话,便可看出此书凝聚了托尼·朱特的现实情怀和对当代世界的求索。当然,作为口述遗著,《沉疴遍地》当然无法如《战后欧洲史》般在庞大的世界版图上进行《责任与重负》般的缜密论述,但因其欧洲历史学家的身份,却可从观念史入手,对二十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进行反思,对当代世界的弊病进行追问。正如卡片·波普尔在《二十世纪的教训》中重提“到底什么是民主”一样,托尼·朱特也在重提政治哲学思考。这便是托尼·朱特难能可贵之处:“尽管它们不能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可以说,他们都在警惕开放社会的新敌人。在《沉疴遍地》中,托尼·朱特以敏锐的眼光和特立独行的姿态,冷静而不落窠臼地观察着现代社会的沉疴流弊,揭露民主治理的公共泥淖,为欧美社会警惕民主堕落指引反思之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家和政府。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托尼·朱特笔下的国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它既不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党政军一体化政府,也不是实行自由民主宪政的议会制政府,而是基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福祉所体现出来的行动共同体,它兼具社会义务与道德责任。

托尼·朱特在观察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之后,把资本主义的毫无规范性看做是社会毒瘤,资本主义也迟早会因为走向过度极端的自由化而成为自身的牺牲品。并且,在托尼·朱特看来,20世纪“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故事是个误导。资本主义也不是一个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因为,资本主义这种生活方式,“在实践上和(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的)右派独裁、(当代中国的)左派独裁、(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君主制和(美国的)柏拉图式共和国都是可兼容的”。由此,托尼·朱特认为,西方国家虽然一度得到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繁荣,然而并未找到缔造美好社会的政治制度。在观念史的反思之下,他认为拯救西方民主困境所带来的社会弊病,需要社会民主主义。对于为何选择社会民主主义,托尼·朱特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极权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想体系的历史发展进行了重新评判,试图从二十世纪西方历史中寻求民主困境的突围。

托尼·朱特在重新审视近百年欧美经济史之后,发现追求社会性的经济增长已经被形塑成理所当然的欲望冲动,而忘却国家和政府本该具有的职责。因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不只是国防、公共秩序、防止流行病、防止公众不满,更应该保障社会福利、维护社会公正和正义。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私有化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效率,反而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当民众沉迷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之中,繁荣与特权的贪婪追求只能将自身套牢在财富自由之上,而忘却政府在推行私有化中已经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出售给资本家,从而放弃了对道德义务及其政府职责,进而导致国家的公共地位和核心属性遭受败坏。而且,日常生活也在私有化的影响之下,社会空间得到了积极的撕裂与隔离,无法凝聚共同的公民意识,从而导致民众对政治的隔离与犬儒,公民与国家之间在公共空间中丧失了应有的链接。而全球化市场经济的狂潮之下,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确得到某种程度缩小,但一国之内的贫富分化却不断激增。托尼·朱特以中国为例,全球化资本主义并没有使得中国人权获得提高,也正因中国人权的低下而导致工人人权在生产线上加剧了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压迫。在国家出售职责给资本家时,托尼·朱特希望国家能够能更积极主动、更全面有力地干预调控“自由市场”。

另外,托尼·朱特从经济萧条、法西斯压迫和灭绝性战争中吸取极权主义的教训,得出我们必须重新学习如何批判统治社会的统治者,以新的道德语言来重塑公共对话,警惕民众对国家的责任和能力的犬儒主义,持不同意见者才是开放社会的生命力。但是,社会生活中的税收、福利、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在社会组织、资源分配和国家运行上,因其本身就预设为解决特定问题而得到民众欢呼,从而被民众习惯性地看做现代生活的盐,却停滞了对其合理性和价值所在的思考。卸去公共服务伦理的国家政体,或许又会在获得过分强大的权力而重拾极权主义。无疑,对于一心追求社会欲望而不在敏感于自身对私有化、私营部门的过度迷信及对公共领域投入缺失采取漠然态度的民众来说,托尼·朱特不仅重提对国家指责的思考,还重新审视美好社会的执著追求。对此,无论是正向西方自由民主学习的威权转型社会,还是逐步陷入民主困境而导致沉疴遍地的西方世界,都是值得时刻反思的。

很有意思的是,当中国民众在批判“国进民退”之时,西方世界在经济危机中重新呼吁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希望政府不能只在市场失灵之时充当消防员,而应时刻扮演起一定的角色。托尼·朱特无疑也是出于对经济危机的观察,重审近百年经济思想史,从而认为与其说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寻求激进的未来,毋宁说实在寻求回归更好的生活方式,希冀重新激活对被美国遗弃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思考与实践。

当然,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杂牌政治学,我们对托尼·朱特的思想遗嘱在实践中也需谨慎对待。但是,在自由主义盛行的美国,社会民主主义显然带有非主流色彩。这也说明了托尼·朱特不以取悦精英或大众的态度来面对社会危机,而是在物质主义、贫富差距和公平正义之中重审历史和直面现实,自由地思考着独立的见解。这是作为欧洲历史研究者的托尼·朱特所继承的欧洲知识分子传统,也算是本书叙述之外的托尼·朱特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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